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郭小安教授長期深耕于政治傳播、公共輿論等研究領域。《反思與重構：新時代輿論學研究的知識轉型》是他2023年的新著。本書既是作者對自己過往研究的階段性總結，也是對新時代輿論學未來發展的探究。為深入理解作品內涵，西南大學師生就此展開對話。

媒介與輿論的相融相刺

研究生盧松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其聯通性拉近了各個階層群體之間的距離，這為中國乃至全球的輿論學研究打開了新的面向。時至今日，互聯網世界與現實世界日益融合，輿論表達的方式更加多元，這些因素凸顯了更為復雜的輿論生態。其中，以社交機器人這樣的智能媒介為載體的輿論表達，更加強調從媒介的角度分析輿論。那么，該怎么看待媒介與輿論發展的關系呢？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輿論與媒介發展息息相關。回到“輿論”一詞的本意來看，輿論即眾人之論。這就決定了輿論的主體不能局限于小群體內部，而要強調公眾參與的廣泛性。而公眾之所以能夠被聚合成團體，公眾意見之所以能夠被凝結成合力，這就意味著中介物聯結的必然性。因此，媒介對于輿論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媒介形塑輿論的能力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在早期希臘的城邦社會中，蘇格拉底格外強調演講能力，他認為通過精妙絕倫的演講可以為其贏得輿論的支持，從而贏得統治城邦的資格。相對于口頭表達的稍縱即逝，書寫型媒介的發展，由于其可持存性，更具有輿論影響力。以唐朝駱賓王的《代李敬業討武曌檄》為例，其辛辣犀利的言辭，直接鼓動起了聲勢浩大的戰爭。到了近現代社會，媒介對輿論的影響力更加凸顯。1932年羅斯福總統借助無線電波而展開的“爐邊談話”，1952年美國總統競選所采取的“電視辯論”，媒介以直觀形象的形式影響輿論。如今，數字媒介日益智能化，智能媒介所發出的技術律令，在強調媒介的工具屬性之余，還昭示了作為輿論主體的人對媒介邏輯的迎合。這是媒介與輿論研究的新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的快速發展，卻并不總是將輿論推向更好的方向。

情感與理性的相融相殺

研究生盧松巖：提到公共討論，我們往往希望這是一個理性的、不被情感所左右的過程，本書中，作者也對此做出了回應。縱觀全書，輿論中的情感話題占據了較大篇幅。第一章便提到了“輿論的質量：理性與非理性之辯”，在隨后的內容里就“公共輿論的情感與理性”“輿論引導中情感資源的利用及反思”單獨開設了章節，更為具體地論述了輿論研究中的情感話題。其中的核心觀點一反前人的論述基調，著重強調了輿論現象中情感因素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請問，該如何看待輿論場上的情感因素呢？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情感因素其實助推了公共討論的產生。縱觀輿論場中那些引起公共討論的話題，這些話題之所以能夠引起大眾的關注，恰恰就在于它們觸碰到了社會的底限，激蕩起了社會情緒。正是借助大眾的情緒，這些事件才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傳播，從而形成公共討論的群眾基礎。可以說，是情感直接推動了公共討論的產生。一味強調公眾情感的盲目性，貶低公眾情感，是居高臨下的自我優越感的體現，忽視了社會結構性的力量。因此，本書對情感正向價值的強調具有敏銳性與針對性。

情感與理性的二元對立視角，是典型的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僵硬結合的產物。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就在于其內在的理路具備自我調適的功能。在中國社會中，除了有法律所代表的的理性精神之外，還有道德、人情等因素，這種柔性的評價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貼合復雜的人性。因此，需要警惕的不是情感自身，而是情感的泛濫與失控。

學術與現實的相融相生

研究生盧松巖：對于一部學術性著作來說，其研究是否推動了理論的發展，是否回應了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是衡量其價值的重要指標。除此之外，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無論是在遣詞造句上，還是在案例的選擇和呈現上，這本書可謂恰到好處，接近300頁的體量讀起來妙趣橫生。在媒體的采訪中，作者也提到要“做一個有思想的段子手”。請問，怎樣看待這種做研究的方式？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學術研究不能離開現實的土壤，為社會服務應該是每一個研究者的使命。2023年，中辦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進一步強化了學術研究現實指向。

如何打破學術研究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壁壘，這是對一個學者研究水平的重要考驗。扁鵲曾經稱贊其長兄醫術之高明在于“未有形而除之”，學術研究的意義亦如此。一項出色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其作用往往是在潤物細無聲之間發生的，所謂“以文化人”，便是其中之意。所以，復雜并不等于深刻，簡單亦不等于淺薄。唐朝詩人白居易曾有“問詩于老嫗”的佳話，宋代有“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之傳說， 其意義就在于打破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間的壁壘，所以白詩才有了后來“自衣冠士子至下層百姓，悉傳諷之”的影響力，柳永詞作亦能在那個沒有網絡時代傳遍世間。對于學者而言，如何深入淺出地將問題講透徹是展現其學術功底的重要體現。因此，學術研究需要對自己進行祛魅，學者們需要將自身從象牙塔中釋放出來，進入到具體實在的生活實踐中，從而打破學術研究與普羅大眾的隔閡，促成學術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唯此，方能使學術真正助益社會進步。

文/董小玉 盧松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