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涂涵鈺

《初識傳播學：在信息社會里正確認知自我、他人及世界》是一本經典教材，由傳播學者埃姆·格里芬根據他在美國惠頓學院數十年的教學經驗撰寫而成，先后經歷多次再版。它的第七版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展江譯介成中文。在《初識傳播學》中，格里芬教授不僅對32種傳播理論進行了脈絡清晰、深入淺出的講解，還鏈接了新聞傳播學理論的學術前沿，為新聞傳播學學子提供專業教育的同時，也致力于加深普通人對傳播學的認識和重視，將傳播理論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更好地理解在信息社會中人與社會的關系、處理在網絡空間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在信息時代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為深入體會該書內涵，西南大學師生就此展開對話。

研究生涂涵鈺：在《初識傳播學》一書中，作者從傳播學七大學派出發，先后向讀者介紹了32種傳播學理論，包含了人際傳播、影響力、群體和公共傳播、大眾傳播和文化語境五個方面的內容。結合當下的媒介環境，請問這本書最觸動您的地方在哪里呢？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初識傳播學》所介紹的傳播學理論很全面，涵蓋了傳播學各個流派的重要思想，時間跨度也非常大：從世界大戰時期、傳播學剛剛興起時有關人際互動和影響力的相關理論，到千禧時代，人類面對計算機和互聯網出現而開始的對技術反思等，這些理論對當今社會有著深遠的意義。如今，媒介技術的變遷是有目共睹，它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年2月15日，Open AI發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視頻大模型Sora推出后，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的熱議。從ChatGPT對人類語言的逼真模仿，到Sora對線下場景的敏銳捕捉與創造，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未來人類與技術之間的緊密關聯，這將重構我們對現實生活的認知圖景。正如計算機科學家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所說：“計算不再只是計算機和技術，它決定我們的生存。”在這樣的語境下，《初識傳播學》中對于傳媒生態學的理論介紹值得我們深思。

長期以來，以美國實證研究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范式”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批判主義范式”是傳播學領域的兩大主流研究范式。千禧年以來，技術主義范式逐漸嶄露頭角。傳媒生態學，現在學界多稱為媒介環境學，正是在這一范式的影響下應運而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傳播學理論，而媒介環境學主要探討技術和技藝、信息模式和傳播編碼在人類事務中扮演著主導角色。在麥克盧漢、波茲曼和梅洛維茨為代表的三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下，該學派的理論體系日臻完善。1968年，波茲曼在媒介環境學會成立時指出“媒介環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它試圖說明我們對媒介的預設，試圖發現各種媒介迫使我們扮演的角色，并解釋媒介如何給我們所見所為的東西提供結構。”

在《初識傳播學》中，作者著重介紹了麥克盧漢的相關思想，例如“媒介即信息”這一關鍵論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關注媒介傳遞的內容，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對此，麥克盧漢指出：“媒介內容就像是竊賊手中鮮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領域看門狗的注意力。”與該觀點的邏輯起點相似，傳媒生態學正是將長期以來被人們所忽略的技術與媒介作為研究的重點，把媒介作為環境展開研究。在當下，媒介與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其從不可見的黑暗中彰顯出來，媒介環境學成為傳播學研究的熱門，同時也呼喚著大眾在日常的媒介實踐中，重新認識媒介和技術所發揮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并警惕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威脅，正如波茲曼所說：“每一種技術既是包袱也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后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研究生涂涵鈺：《初識傳播學》的書皮上有這樣一句話——“在信息與人類須臾不可分離的今天，傳播學是人人都必須掌握的一門藝術。”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手機成為我們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系的紐帶，短視頻讓我們足不出戶就能洞悉世界各地的新聞動態。在這個互動的世界里，我們可以獲得陌生人的點贊，也可以對他人的行為進行點評，我們是觀看者，也是參與者。直播、爆料、數字經濟、虛擬現實等等新鮮體驗已變成我們生活的常態，然而，這些改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失落，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人們在技術座駕的逼促下按照技術的邏輯來遮蔽世界。”

而這一切，都與傳播學息息相關。對于智能化時代中的每一個人而言，學習傳播學是在一個全新的“信息國度”中，學會一門能夠幫助你暢游其中的重要工具。當我們了解到傳播的規律和發展邏輯之后，其生活將會變得更加自如，以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正如喬姆斯基所說：“新媒介成為人類解放的工具還是支配人類的工具，關鍵看媒介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不僅如此，學習傳播學還能夠教會我們如何在智能化社會中保持理性。面對網絡暴力、群體極化、隱私泄露等媒介困境，學者們常常會提到公眾媒介素養提升的重要性，以《初識傳播學》為代表的傳播學科普書籍則能夠幫助民眾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艾呂爾認為，不應該用技術標準取代道德標準，而應該用道德標準來應對技術。在技術不斷發展、技術倫理問題不斷涌現的當下，公眾對傳播學的認知同樣也將幫助他們在新的技術環境中保衛人的主體性、捍衛人思考和參與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