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3月，話劇《誰在敲門》在重慶大劇院首演。該劇由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重慶市話劇院共同出品，故事改編自人民文學獎得主羅偉章的同名小說。主創團隊通過舞臺語言，將原著中對土地與時代的思考轉化為直觀的戲劇表達，再現了川東鄉村的生活圖景。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組織青年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行了專題評論。

燕兒坡下，時代已至——話劇《誰在敲門》劇評

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田新玥

川渝山城的暮色里，一桌壽宴擺得齊整，油辣子的香氣混著老白酒的醇厚在堂屋盤旋。一桌團圓飯尚未開席，家族裂痕已在方言俚語的交鋒中悄然顯露。當劇場的燈光緩緩暗下，舞臺上的大門被敲響，我們仿佛被帶入了一個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個關于家庭、親情與時代變遷的故事正徐徐展開。改編自羅偉章同名小說的方言話劇《誰在敲門》，講述了從一場生日宴會到一場葬禮，家族成員的矛盾層層遞進，親情與責任、倫理與現實、歸屬與疏離的交錯碰撞，呈現了一個普通家庭在城鄉融合的時代浪潮中逐漸裂變的過程。羅偉章筆下的燕兒坡，在喻榮軍的改編中褪去了小說的綿長，化作三小時密集的倫理撕扯。是誰在敲門？是時間，是現代化，是無法逆轉的社會變革，也是在流變中尋找自我的每一個人。這部戲不僅是一場家族悲喜劇，更是一次對時代與人性的深刻叩問。當父親臨終的淚水緩緩落下，那些我們熟悉的、逃避的、羞于啟齒的生存真相，終于在舞臺的強光下無處遁形。

家族命運的刻畫——人物群像塑造

《誰在敲門》的故事以八十歲父親的生日壽宴為起點，家庭成員的矛盾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最終在父親病危、去世與葬禮的過程中進一步激化。許家兄弟姐妹的不同選擇，不僅是個體性格的體現，更是社會變遷對家庭結構沖擊的縮影。

許家的兄弟姐妹性格迥異，各自承載著不同的社會角色和命運軌跡。大姐許春紅表面上是家族的“主心骨”，試圖以強勢的姿態維系家族的體面，但這種控制欲的背后，也隱含著女性在傳統家庭中被賦予的維系情感紐帶的責任；大哥許春山陷入對子女教育的困境，在兒子四喜的不成器面前束手無策，這不僅是家庭代際關系的矛盾縮影，也反映了城鄉流動背景下父輩權威的式微；二哥許春樹雖有文化，卻始終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搖擺，他的“文化人”身份并未賦予他更多的道德優越感，反而暴露出面對現實困境時的自私與逃避；三弟許春明是典型的“離鄉知識分子”，他與家庭的疏離使他成為家族中最格格不入的存在，但在父親病危之際，他卻是最先提出承擔醫療費用的那個人，這種矛盾性格使得他成為親情與理性的交叉點。而最小的弟弟許春晌則處于家庭內部情感勒索的漩渦之中，被強勢的妻子和溺愛自己的父親共同裹挾，在現實與親情的夾縫中苦苦掙扎。

話劇采用群像式敘事，每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同時又通過彼此之間的沖突形成戲劇張力。這種群像塑造不僅增強了戲劇的層次感，也使得每個角色都成為某種社會議題的象征，使整個故事超越了個體家庭的敘事，而成為更廣泛社會現實的投射。尤其是在父親病危的關鍵時刻，兄弟姐妹們圍繞治療與經濟問題展開激烈爭執，體現了家庭倫理與現實利益的對抗。許春明堅持支付全部醫療費用，試圖通過物質補償緩解自己長期離鄉的愧疚感，而許春樹則認為應該放棄治療，以減少經濟負擔。這種對生命價值的不同理解，直指現代家庭倫理的困境：孝道在經濟壓力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衡量？親情在現實面前是否還有足夠的支撐力？

放眼全劇，最具沖擊力的場景莫過于父親在尚有意識的情況下，子女們一致決定放棄治療。這一幕不僅在情感上極具震撼力，也對傳統孝道觀念提出了深刻的質疑。父親的淚水成為全劇最具象征意義的瞬間——它不僅是對自己生命即將被終結的無聲控訴，也是對整個家庭情感崩塌的哀嘆。觀眾在這一刻或許會感受到沉重的共鳴，因為這不僅僅是許家人的故事，而是現代社會中無數家庭的寫照。當家庭逐漸被現實壓力撕扯成一個個利益個體時，親情是否仍然具有足夠的凝聚力？抑或它早已成為時代變遷中最容易被犧牲的情感紐帶。

在現實困境的映照下，《誰在敲門》不僅僅講述了一個家族的命運，而是在一個具體的家庭敘事中，折射出更為宏大的社會命題。這場家庭悲劇的核心，并不止于親情的冷漠與倫理的崩塌，而是對現代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深刻追問。它提醒我們，在時代的洪流中，每個人或許都在敲門，試圖尋求歸屬感，然而當門打開的那一刻，我們是否還能找到曾經熟悉的家園？

時代變遷的隱喻——戲劇語言呈現

正如編劇喻榮軍所言，《誰在敲門》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故事，更是時代在“敲門”。該劇以許家為縮影，映射出中國城鄉變革進程中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劇中，父親象征著舊時代的價值觀，他的去世既是家族變遷的轉折點，也寓意著傳統親情紐帶的松動。與此同時，子女們的分歧與疏離則是現代社會個體化趨勢的直觀體現——他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血濃于水”的共同體，而更像是被生活裹挾的獨立個體。

劇作中，演員表演呈現出高度的在地性與專業性。川渝方言的鮮活韻律與人物性格高度重合，大姐春紅訓斥弟弟時驟然拔高的尾音，大姐夫披著外套高談闊論的干部模樣，共同構建起真實可感的人物弧光。而導演王筱頔在舞臺呈現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主題。通過推拉舞臺實現時空轉換，左側充滿現代氣息的大姐的小餐館，中間破舊古老的木門老宅、右側冷色調的醫院病房，在燈光漸暗與機械轉場的協同作用下，將城鄉空間的割裂與交融轉化為可視的劇場語法。這種技術性與人文性并重的創作理念，使作品既保有現實主義的力量，又拓展了戲劇表達的維度。劇作沒有流于刻意的戲劇化沖突，而是以冷靜克制的筆觸還原真實的家庭矛盾。簡約而略顯空曠的家庭空間，冷暖色調的燈光運用，既表現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疏離，也隱喻了時代變遷帶來的心理距離。通過適度融入“黑色幽默”與“荒誕元素”，在強化戲劇張力的同時，讓觀眾在情緒的波動中更深刻地感受到時代變遷的無奈與荒誕。在這樣的氛圍中，觀眾更容易代入其中，從而在許家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無論是對家庭責任的掙扎，還是對社會變革的無力感，都構成了當代人普遍的情感經驗。

在劇作的隱喻層面，“敲門”這一意象貫穿始終，既象征著外部時代的沖擊，也暗示著內心的自我審視。許家人面對“敲門聲”時的態度各異：有人選擇逃避，有人試圖迎合，有人則執著于尋找門后的真相。而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也仿佛置身于這一時代浪潮之中，被迫思考自身與家庭、社會的關系。這種通過個體命運映射時代變遷的寫作手法，使得《誰在敲門》的主題更加深遠，也使其成為一部兼具現實關懷與思想深度的話劇佳作。

女性視角的突圍——女性互助力量演繹

在《誰在敲門》中，家庭倫理的裂隙不僅展現在兄弟姐妹之間的矛盾中，也深藏于性別關系的角力里。然而，相較于傳統敘事中女性角色往往被塑造成維系家庭的犧牲者，劇作賦予了她們更為主動的行動空間，尤其是在女性之間的互助與覺醒上，呈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關懷。

在父親的葬禮上，大哥春山的兒子四喜帶回了他的女朋友申曉菲。起初，大姐春紅對這個侄媳萬般歡喜，但在一次談話中，春紅才得知四喜果然一如往常的滿嘴跑火車，騙曉菲自己在國外的生意，騙曉菲自己前妻離世……當春紅發現四喜慣性的謊言與欺騙，她并沒有像傳統家庭倫理劇中的長輩那樣，試圖息事寧人，甚至縱容男性的過錯，而是選擇站在女性立場，直言不諱地揭露真相。這一戲劇性轉折顛覆了傳統家族劇中“家丑不可外揚”的敘事邏輯。在以往倫理敘事中，姑母角色往往成為維護家族男性利益的執行者，而當春紅將曉菲拉至老宅臺階前私語時，暖黃的頂光籠罩著這個傳統意義上的“女性領域”，但對話內容卻是對男性中心敘事的徹底反叛。申曉菲離開時高跟鞋在老宅青石板上敲擊出的清脆聲響，成為全劇最具解放性的聲音符號。

春紅不僅在道德層面上給予曉菲充分的尊重，更在行動上給予她離開的勇氣。這一舉動打破了父權制家庭結構中的默認規則——女性不再是單純的情感維系者，而是彼此的盟友，在面對男性的謊言與背叛時，她們的忠誠并非出于血緣，而是基于共同的經驗與認同。這一刻，許春紅的形象突破了傳統家庭敘事對“長姐如母”角色的限定，她不僅是家族的支柱，更是女性之間信任與支持的象征。她的選擇不僅是對申曉菲個人命運的尊重，更是對女性個體價值的強調——在親情與道德之間，女性并非只能承擔妥協的角色，而可以主動為自己和彼此爭取更公平的空間。在現實社會中，類似的女性互助時常被忽視，而《誰在敲門》則借由這個片段，展現了一種溫柔而堅定的反抗，它不僅是對男性話語霸權的挑戰，更是對女性自主意識的肯定。

演出落幕，臺上的角色以演員的身份一一上臺向觀眾鞠躬致謝，當大姐春紅的扮演者走上臺前，觀眾席瞬間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與歡呼聲。觀眾的熱烈反響，除了演員精湛的表演與專業能力的展現外，也恰恰印證了當代觀眾對“非典型家族女性”的集體心理投射。春紅這一角色打破了傳統倫理劇中“惡婆婆”或“犧牲者”的扁平化女性形象——她既是家族秩序的維護者，又是父權體系的顛覆者。這種矛盾性恰恰復刻了現實中女性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真實生存狀態。春紅的堅韌、智慧與對家庭的負責態度讓觀眾感受到她的復雜性和深度，尤其是在面對家族矛盾和道德抉擇時，她的果斷和勇氣顯得尤為突出。觀眾的掌聲和歡呼，不僅是對春紅角色的認可，也是對整個劇作在性別表達與家庭倫理層面上創新的肯定。

結語

在急速變遷的時代列車上，我們都在尋找那扇可以安放心靈的門扉。《誰在敲門》不僅僅是一部關于家庭倫理的戲劇，更是一幅深刻描繪城鄉變革的社會畫卷。它以現實主義風格為基底，通過真實鮮活的人物塑造、層層遞進的戲劇沖突以及富有隱喻的主題表達，讓觀眾在情感共鳴的同時，也得以窺見時代浪潮下個體的掙扎與抉擇。通過對川渝地區普通家庭命運的深刻刻畫，不僅展現了時代變遷帶來的巨大沖擊，也探討了人性在現實與倫理壓力下的掙扎與選擇，成功地勾畫出了一幅時代巨變背景下的社會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