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著名史學家司馬遷連用5個“以什數”，描繪出西南地區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面貌。
如何讓歷史文物說話，全方位講述西南地區先民曾創造的輝煌文明，是眾多學者思考多年的問題，也是無數觀眾的渴求。
現在，機會來了!
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1月6日，“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開展，這是本年度三峽博物館最具代表性的原創展覽，由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貴州省博物館、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館、成都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等西南地區五省區市博物館聯合主辦。
此次展覽是西南五省區市青銅重器的首次聚會。其中，有“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數千年過去了，它的金色面罩仍然無比耀眼;有“疊鼓形狩獵場面銅貯貝器”，駿馬載著鎏金男子的裝飾，定格了它的颯爽英姿;有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水陸攻戰紋銅壺”，它酷愛“文身”，在自己有限的“皮膚”上刻畫出宴樂圖等人間萬象……
202件(套)青銅器閃亮登場，79件(套)國家一級文物光耀其間，讓展覽在致敬歷史的恢弘中，通過展示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銅器，映照出古代文明的不朽光芒。
壹
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
三星堆、金沙古蜀遺址文物來了
青銅器，對于普通人來說遙遠而陌生，只有在博物館中才能一窺它神秘的真容。
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什么?已故考古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指出，它等于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的工具。這一點，可以從“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等青銅器中體現出來。
“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堪稱國寶重器。雖然彰顯使用者崇高身份與地位的黃金面罩已殘缺不全，但觀眾站在它面前，仍然能感受到一種莊嚴的神圣感。這件頗受矚目的青銅器出土于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坑。二號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有44件，但戴金面罩的只有4件，足見其珍貴程度。
據了解，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28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古蜀王國的都邑，是迄今西南地區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三星堆遺址就曾引起中外考古學家的注意。不過，直到1986年，當兩個掩埋有大量玉器、金器、青銅器等珍貴文物的器物坑被發現后，三星堆才震驚了世界，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眾所周知，秦兵馬俑由農民發現。其實，發現三星堆遺址二號坑的也是農民。1986年，時年43歲的楊永成一鋤頭砸中青銅器，發出“砰”的一聲，他在震驚之余第一時間報告有關部門。因為發現重大文物，他因此得到了100元獎勵。“1986年一頭肥豬也才值七八十塊錢，100元真是一大筆錢了。”楊永成曾如此回憶。
活躍于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的成都金沙遺址，是繼三星堆文明后在成都平原興起的又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堪稱世界范圍內出土金器、玉器最豐富，象牙最密集的遺址。據了解，金沙遺址偶然發現于2001年的一次基建工程，被譽為進入21世紀后中國第一項重大考古發現。
在此次展覽中，觀眾可以欣賞到“青銅鳥”等20余件出土于金沙遺址的文物。“青銅鳥”高度僅為6.1厘米，眼球突出，神態生動。它的用途受到關注。專家推測，這件銅鳥是一個大型青銅器上的構件，原器身可能是圖騰柱或神樹。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遺址也出土了眾多與鳥有關的文物，這說明鳥在古蜀文化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證明了兩個遺址之間有著極強的傳承性。
貳
印證《史記》記載
青銅重器展現習射采桑、宴樂戰舞
肩腹部裝飾的立虎昂首向上、威風凜凜，讓人感到王權的尊嚴……收藏于貴州省博物館的“飾虎銅釜”在展覽中亮相。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件出土于貴州省赫章縣可樂墓地的青銅器，出土時竟套在死者頭部。據了解，這種形式的墓葬叫作“套頭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
資料顯示，夜郎是戰國秦漢時期活躍在云貴高原東側的一個重要地方王國，在西南地區(即史書記載的西南夷)占有一足之地。西南夷包含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區市以及西藏。戰國至西漢時期，這里分布有巴、蜀、滇、夜郎、西甌、駱越等獨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國。
據了解，黔西北的赫章可樂墓地、黔西南的普安銅鼓山遺址、滇東北的昭通營盤村墓地等，都曾發現過一些重要的青銅時代墓地和遺址。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在《西南夷青銅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夜郎文化發現了眾多散布的遺址，與《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君長以什數”的記載吻合。
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館的“疊鼓形狩獵場面銅貯貝器”造型奇特——由兩鼓上下重疊焊鑄而成，上鼓足部焊鑄四頭臥鹿，下鼓足部焊鑄四頭臥牛。最精彩的內容是器蓋上的立體狩獵場面：兩人騎馬追殺一頭奔跑中的鹿，其中一人通體鎏金，華麗精美。
“疊鼓形狩獵場面銅貯貝器”出土于昆明石寨山墓地71號墓。該墓地第6號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現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此次展覽中展出了其復制品。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漢，漢武帝在滇國地區設置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使其繼續統領滇民。出土的金印上用篆書刻有“滇王之印”4字，證實了史料的真實性。金印的出土印證了文獻的記載，由此可以證明此地的文化屬性為滇文化。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多處描寫了巴蜀之地的富饒，這在展覽展出的“水陸攻戰紋銅壺”等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證。
該銅壺是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其酷愛“文身”，通體用金銀嵌錯出4層圖像，從上至下分別為：習射和采桑;宴樂戰舞和弋射、習射;水陸攻戰;狩獵和雙獸桃形圖案。圖像生動地表現了2300多年前戰國時期巴蜀大地上的多個貴族生活場面，繁榮的景象印證了文獻記載。此次展出的是其復制品。
叁
銅勺上的“文字”比甲骨文更難認
幾千年前的飲食用器竟然與現代器皿相似
重慶日報記者現場看到，展覽展出的“青銅俎豆夾組合”等眾多青銅器都屬于食器，和飲食關系密切，展覽標題中的“盛筵”二字便是對展品類別的高度概括。
“青銅俎豆夾組合”于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目前收藏于三峽博物館，由1俎、8豆、2夾組成。重慶日報記者發現，這套器物中的豆、夾的外觀與如今生活中用到的碗、鑷子十分相似，在用途上也相差無幾。據介紹，這組青銅器是巴人上層社會飲食、禮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資料顯示，組合中的銅豆既可用來盛放肉食，也可以盛放腌菜等;既可以做日常生活用器，還可以做祭祀禮器。仔細觀察，會看到其中一件銅豆內有少量植物葉莖類遺存，據此推測，此豆應該用于盛置腌菜等。
收藏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的“勾連雷紋銅桶”體型敦厚，被戲稱為“水桶”，吸引了不少觀眾的目光。這件青銅器出土于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號墓，其形制和如今生活中常見的水桶相似，它也是用來盛放液體的。
據了解，銅桶是嶺南土著文化極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廣州龍生崗43號東漢墓出土了一件仿銅桶而制的陶桶，其中有近半桶高粱，桶蓋里的文字“藏酒十石，令興壽至三百歲”表明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專家推測“勾連雷紋銅桶”是南越國高級貴族用于宴飲的藏酒、釀酒之器，也可作盛儲器。
收藏于成都博物館的“巴蜀圖語銅勺”造型和如今的湯勺相差無幾，但勺面上刻畫的龜、鳥、魚等圖像頗為神秘。據了解，這些符號是巴蜀圖語——春秋戰國時期四川盆地巴、蜀兩國使用的符號性“文字”。目前，發現有近300個巴蜀“文字”，能識讀的不足1/10，堪稱比甲骨文更難認的象形“文字”。
重慶日報記者 趙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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