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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重慶是一座遍布著軍營與棚屋的灰色城市……然而，這也是一座快樂的城市，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國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因著共同的困難危險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荷蘭職業外交官高羅佩曾這樣回憶他在重慶度過的3年(1943-1946)時光。
高羅佩所言也有數據為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駐重慶使領館多達30余家。1943年10月底，重慶國民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稱，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有1129人，大多數是外交使節、記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抗戰時期是外國政府來重慶設立使領館的第二次高潮。由于政治與外交活動頻繁，重慶在國際上的地位顯著提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名城。與之不同的是，第一次高潮則是一段屈辱的歷史——1891年，重慶成為封建中國第20個，也是最深入內陸的通商口岸。短短十余年間，有5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
牢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5月2日至3日，重慶日報記者走進渝中區的小巷里，來到南山上的叢林間，尋訪了15處使領館建筑舊址。這些舊址不僅各具特色，還蘊含著重慶開放的人文精神。把這種精神傳承下去、傳播開來，將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
使領館舊址何處尋?
多坐落在幽靜山林中
“玲玲，幫我們倆在這兒拍個照吧!”5月2日，穿過擁擠的人潮，記者走進鵝嶺公園內的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成都游客樊菁菁正和朋友在這里拍照留念。
“在鵝嶺二廠‘打卡’后偶然來到鵝嶺公園，沒想到這里還有許多外國領事館建筑，真是意外收獲。”樊菁菁說。
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附近，坐落著丹麥公使館舊址、土耳其公使館舊址。三處舊址和雅致的園林完美融合，吸引了不少游客。
三處舊址中，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規模最大，目前是鵝嶺公園的辦公場所，其余兩處暫時為閑置狀態。
蘇聯大使館舊址則坐落在渝中區枇杷山正街，這座建于1936年的四層洋樓造型古樸典雅，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蘇聯大使館就在此辦公。“大約是上世紀70年代，蘇聯大使館舊址成為醫院辦公樓。”原重慶市人民醫院文化辦主任王福梅介紹，今年內，樓內的辦公人員將全部搬出。
記者了解到，除了渝中區鵝嶺公園及附近區域，重慶的使領館舊址還集中分布在南山植物園及附近區域。
5月3日，記者來到南山植物園，幾經周折尋訪到掩映在山林中的蘇聯大使館舊址。1941年起，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住所及蘇聯大使館郊區辦公處就設在這里，故又稱“潘友新舊居”。這棟建筑依山勢而建，有著白色的百葉窗，這也有別于枇杷山正街蘇聯大使館舊址的彩色花窗。
在南山植物園蘇聯大使館舊址附近，還坐落著法國大使館舊址、印度專員公署舊址、西班牙公使館舊址。法國大使館舊址、西班牙公使館舊址被用作南山植物園科普教育展示基地，展示珍貴的動植物標本。印度專員公署舊址如今已成為一座小型圖書館，收藏園林類圖書上千冊。
德國大使館舊址坐落在南岸區文峰塔下。站在這座滄桑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前，聆聽樹葉沙沙作響，呼吸清新濕潤的空氣，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此外，在南岸區龍門浩老街內，還有美國使館別墅群舊址、美國使館酒吧舊址等文物保護單位，修繕工作已接近尾聲，和老街的整體氛圍十分協調。
市文旅委相關人士介紹，重慶現存涉外文物舊址36處，17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為使領館建筑、名人舊居、商業機構、烈士墓地等4類。其中，使領館建筑有21處，大多保存較好。
見證中共對外交往歷史
周恩來與駐華使節“共御寒流”
“蘇聯大使館舊址四季景色不同，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曾留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足跡。”王福梅說。
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研究館員劉英介紹，蘇聯大使館舊址見證了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與蘇聯駐華使節“共御寒流”的故事。
1941年1月11日，周恩來出席《新華日報》創刊3周年慶祝晚會時獲知皖南事變爆發的消息，他隨即和葉劍英趕赴蘇聯大使館，約見蘇聯駐華武官崔可夫，告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真相。
1月25日，潘友新拜會蔣介石，表明蘇聯的態度。與此同時，崔可夫也會見了國民黨軍政要員，詢問皖南事變情況。他們反復強調：內戰有害于反侵略斗爭，這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華。(抗戰期間，蘇、美、英等國政府都對中國進行了有力的援助。1941年以前，承擔援助的主要是蘇聯。)
在蘇聯方面的壓力下，3月6日，蔣介石作出“以后絕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3月14日、25日，蔣介石又先后兩次約見周恩來，表示緩和。
“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與蘇聯的交往合作，是中蘇關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劉英表示，它增強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同時配合、策應、支持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就前往蘇聯大使館，會見了時任蘇聯大使彼德洛夫以及其他外國使節。
除了與駐重慶的外國外交官進行定期聯系，周恩來還與到訪重慶的眾多外國特使密切接觸。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特使居里于1941年初首次到訪重慶時，周恩來便與其進行了私人會晤，并向其出示了國民黨反共的各類材料。
重慶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等撰寫的《走向平等：戰時重慶的外交界與中國現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一書中也提到，周恩來憑借超凡的個人魅力、溫文爾雅的風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為重慶外交圈備受尊敬的人物。美國駐重慶武官包瑞德曾說，周恩來是“外交圈，尤其是外交使團與新聞記者的寵兒”。
“自1939年抵達重慶，直到1946年離開，中共代表團在重慶整整7年的時間里，幾乎一直是一力處理中共外部關系，是中國共產黨與外界聯系的主要窗口，在戰時首都獲得了重要的國際位置。”周勇說。
加強保護利用
讓涉外文物舊址成為國際交流平臺
“謝謝重慶市保留韓國的歷史舊地!”5月2日，記者來到位于渝中區蓮花池的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在留言簿上看到一位觀眾用中韓雙語寫下的這句留言。
近期，我市完成對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的改陳和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舊址的復建工作。韓國總理李洛淵4月到訪重慶時表示，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復原，更是啟動未來新紐帶的起點。
如何讓我市的開放歷史文化資源發揮更大價值?
渝中區和南岸區文旅委相關人士均表示，將不斷完善包含使領館建筑舊址在內的涉外文物舊址的保護利用方式，“保護一處就要利用一處，和業主單位保持協商，提升文物公益性展示效果。”
市文旅委相關負責人說，包含使領館建筑舊址在內的涉外文物舊址，要按照“一處一策”的原則，進一步加大保護和開放力度，更好發揮涉外文物舊址在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和服務對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現重慶厚重人文底蘊和開放包容的性格，“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就是這樣的成功案例。”
該負責人表示，涉外文物舊址可與都市旅游相結合，將舊址納入臨近的經典旅游線路，提升舊址的影響力。
“保護利用開放歷史文化資源，能夠體現出重慶和其他城市發展的差異性，將助推重慶內陸開放高地建設。”重慶大學教授孫俊橋建議，可從實施環境治理和調整規劃入手，協調好涉外文物舊址建筑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個體形象與群體風貌的關系，從對建筑點的保護擴大到對所在區域的復興，讓“建筑可以閱讀、街區適合漫步”。
周勇認為，應在摸清家底、認識到位的基礎上推進開放歷史文化的保護利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留法勤工儉學，是經過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的考試后才得以走出國門的，因此開埠對重慶影響極為深遠。”他表示，重慶作為世界公認的二戰英雄城市，留下了大量不可多得的物質和精神遺產，這些開放歷史文化資源需要深度挖掘和整理，以此豐富重慶開放人文內涵。
保護利用好開放歷史文化資源，主動同世界各國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人文交流活動，將提升重慶的國際化水平，有助于重慶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山清水秀美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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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外國記者云集重慶
向世界傳達“充滿希望的中國”
“令人傾倒，和藹可親，魅力獨特，自信迷人。不可否認，我徹底被他折服。”抗戰期間駐華美國記者白修德在其著作《尋找歷史》中這樣回憶同周恩來的交往。
抗戰期間，在重慶的外國機構除了使領館外，還有各國派駐重慶的新聞辦事機構、各國洋行、外國教會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重慶的新聞傳播業蒸蒸日上，成為當時全國的新聞中心、反法西斯戰線采訪亞洲陸地戰場的新聞中心，為爭取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這也是重慶開放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外國記者紛至沓來
記者查閱資料了解到，抗戰全面爆發之前，重慶沒有外國通訊社的常駐機構，也沒有外國常駐記者。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后，重慶才成為外國通訊社和外國記者聚集的中心。國際通訊社方面，英國路透社，美國合眾社、美聯社，法國哈瓦斯社、法新社，蘇聯塔斯社，德國海通社、德新社等新聞機構紛紛來到重慶。
國外主要報刊也向重慶特派記者，僅美國就有《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等十多家新聞單位派員常駐重慶。此外，向重慶派駐記者的還有英國《泰晤士報》、法國《巴黎日報》、蘇聯《消息報》等。
1942年1月14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重慶共有外國記者17人，代表23家通訊機構，堪稱抗戰以來“最景氣時期”。“這種局面的出現，與重慶在二戰中所處的地位是相適應的。”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說。
“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
愛潑斯坦以美國合眾社戰地記者的身份，曾在武漢等地采訪。1940年，他到重慶時才25歲。1944年夏，他隨記者團訪問延安，單獨與毛澤東長談3小時，之后出版了《我訪問了延安》等著作，在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封家書里，愛潑斯坦這樣寫道：“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饑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
愛潑斯坦也曾回憶過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和外國記者的交往細節：“在重慶，當抗日統一戰線屢次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嚴重破壞時，周恩來同志常常日以繼夜地工作。有一次，我同其他外國記者會見他時，他正患重感冒，嗓子啞了，兩眼因為熬夜而布滿血絲。我對他說你不應該總是每天工作16到24個小時，應該去休息和養病。他聽了后非常生氣，這是他唯一的一次對我生氣。”
著名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記者生涯也是從重慶開始的。抗日戰爭期間，他作為《生活雜志》記者在重慶生活了多年。抗戰結束后他返回美國，出版了《中國的雷聲》，該書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內部的腐敗。
曾在重慶工作過的不少美國記者，比如愛潑斯坦、斯諾、白修德等，后來都成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從精神上鞏固勝利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抗戰大后方已被納入世界反法西斯的新聞傳播網絡，大后方新聞界和各國記者群體緊密結合在一起，不僅為中國民眾提供了大量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戰線的信息，也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傳播提供了中國抗日的訊息，這些面向世界的通訊渠道，讓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地區更具開放性。
“許多外國記者采訪了中國戰場，有些還訪問過延安和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英勇抗戰和抗日根據地實行民主政治的成果。”周勇說，“這從精神上鞏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勝利決心，具有重大的特殊傳播意義，他們的貢獻同樣載入了中國新聞事業的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