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3月，重慶方言話劇《書月樓》在山城曲藝場首輪試演。該劇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山城故事，人物鮮明，臺詞地道，展現了重慶方言魅力，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組織青年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行了專題評論。

書場茶館當年事：《書月樓》里的重慶韻味與解放風云

文/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陶宇

方言話劇《書月樓》借晚年重返舞臺的四川評書藝術家書齡童之口，講述了解放前夕年少的自己為求生存，來到重慶一家名為書月樓的茶館說書的經歷，在那里他卷入了明爭暗斗中，最終書月樓迎來解放，茶館的藝人們也迎來新的生活。本劇以典型的講述人視角切入，使用跳進跳出的手法對故事進行引入、推進、點評、反推和總結，在全劇的起、承、轉、合中蘊含了劇作者的多重思想情感表達。

茶館和曲藝：巴渝市井風情的再現

本劇的所有故事均發生在書月樓茶館，一方小天地中，各色人物悉數登場，雖為虛構，卻具有歷史的合理性。抗戰時期，資本、市場和人才的集聚，催生出大量的茶館，在抗戰勝利后生意也依然興旺，根據1947年3月《新民報》的報道記載，當時的重慶城新舊市區共有街巷316條，而茶館竟有2659家之多，平均每條街巷有8家[1]。茶館不僅是喝茶品茗的場所，還承擔著復雜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功能，有的面向平民百姓，有的則是以民間幫會組織、行商坐賈為主要客源。諸如書月樓這樣的茶館，往來人員魚龍混雜，易于隱蔽自身同時搜集情報，因此許多茶館早就是中共開展地下工作、進行輿論宣傳與發展新黨員的根據地。所以，這便有了化身為書月樓掌柜、實為中共地下黨員的主角當頭炮。通過吊腳樓式的雕塑置景體現茶館外部環境，簡單的二、三張木桌搭配長凳，石階上擺滿大水缸作為內部場景，《書月樓》將這樣一家重慶老茶館搬上話劇舞臺。

主顧雖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物，書月樓卻是實打實的底層百姓謀生之地，故事的起始即為觀眾呈現了一幅充滿生活氣息的茶館日常：客人上座，跑堂即奉上沱茶表演茶技，隨即掌柜的干女兒月中仙便登臺演唱一段清音。因左拐子的隨從意圖調戲月中仙，她匆匆下場。隨后唱四川竹琴的二人組賈瞎子和曾聾子、金錢板二人組唐包子和張班子也先后上場表演，中間有售賣“盒兒票”（根據劇中對白，筆者猜測類似裝訂成小本發售的郵票）的小販進場叫賣，直到年輕的書齡童闖入其間。這些民間藝人依靠茶館而生存，偶爾能收到茶客的打賞，他們之間既有抱團又有競爭，所以面對新人書齡童的加入，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帶著些許敵意的排斥，因為擔心自己的“飯碗”受影響。而上述大多數人物的傍身之技，均是四川、重慶地區的傳統說唱藝術，所唱、所演均表現出鮮明的巴渝文化色彩和濃厚的市井風情，如月中仙的《小放風箏》、竹琴二人組的《三英戰呂布》、金錢板二人組的《瞎子算命》，書齡童面對左拐子和黃昏子隨機出的《三國》考題，也展示了作為說書人的知識功底。重慶市民愛聽清音、評書、竹琴，甚至稱曲藝為“醫耳藥”，與本劇中所呈現的景象別無二致。

除了曲藝表演的情節安排，劇中的曲藝本身也承擔著暗示、交待故事走向的作用。例如黃昏子奉命來抓中共地下黨員時，書齡童正在講馬超追曹操。黃昏子好像聽不出其中深意，追問如何能像馬超一樣擁有“火眼金睛”，好抓共產黨；而書齡童話里話外卻暗指，被追得棄袍割須的曹操就好比時局下的國民黨，已是窮途末路十分狼狽。如果說選擇茶館作為故事的發生地是為了使故事更加符合史實，那么放大茶館中的曲藝元素，使其發揮交待故事背景、渲染氛圍、推進情節的作用，則有利于將觀眾拉回真實的上世紀40年代后期，充分凸顯了那個時代重慶茶館文化的獨特性。

革命者和說書人：解放戰爭敘事下的失衡與缺憾

本劇以中共地下黨員與國民黨軍警之間的斗爭、與舊社會幫會組織之間的矛盾為核心，同時又呈現出多線交織的敘事模式：在“斗爭”這條主線之外，還有當頭炮與花蝴蝶、書齡童與月中仙的“愛情線”，當頭炮夫婦與女兒月中仙的“親情線”。充實這樣幾條故事線能夠豐富觀眾對主角個人生活的了解，可本劇的多線敘事也形成了幾條故事線過于均衡的觀感，原本可以占全劇更多敘事內容的斗爭線讓位于其他線，就所占分量來說，并不明顯多過其他線，在有限的劇場時間中，就導致了劇情在花蝴蝶提出“以樓換人”后急轉直下，盡管在最后一場戲中，以花蝴蝶的回憶插敘了當頭炮的犧牲過程，但對主角與反派之間斗爭過程的呈現卻依然令人有“不過癮”之感。這樣的均衡，不失為在敘事和人物塑造上另一種意義上的“失衡”，所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對本應是劇中第一主角的當頭炮的著墨稍顯不足。

或許出于主角戲份的偏少，又迫于展示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加速推進情節的壓力，對當頭炮的形象刻畫上也缺少相應的高光點。這是本劇所描摹的一段屬于重慶人的風云中，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一點缺憾。作為一名長期蟄伏于茶館的共產黨員，當頭炮的形象無疑是光輝的，原是一名普通說書人的他，為了解放事業偽裝成茶館掌柜，甚至不惜“拋棄”妻子、不與親生女兒相認，放棄了本該屬于他的普通人生活。但除此之外，他的面目又是模糊的，好像少了點自己的個性特點。相比之下，另外幾個主要角色的塑造反而更有層次和記憶點：一開始假裝公允的左拐子，在初次試圖侵占書月樓受挫后逐漸揭開他偽善的面孔；風風火火、風情萬種的花蝴蝶為人豪爽又耿直，重感情且尤其渴望親情；年輕的書齡童知世故、會來事，關鍵時刻為了保護他人不惜以身犯險……此外，劇中提到當初急于投身革命的當頭炮撇下花蝴蝶獨自帶著女兒月中仙來到重慶，把女兒當干女兒養，又為了保護她的人身安全而對她的生活和成長多加限制，這樣缺乏相應邏輯支撐、存在一定爭議的行為舉動，也是導致這個人物不夠出彩的另一點原因。

本劇故事以已入耄耋之年的書齡童的視角展開，開場畫外音提到，他是四川評書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級傳承人，但現實中并無此人。按照故事發生的年代和年輕書齡童的人生經歷看，劇作者在構思該人物時或許參考了真實的四川評書國家級傳承人徐勍。徐勍生于1936年，九歲喪母，10歲便浪跡街頭，迫于生計的他起初在重慶的茶館周邊提籃叫賣，在這個過程中對“說書”這件事耳濡目染，便一邊在茶館旁聽，一邊去江邊河壩開講，慢慢積累人氣，13歲得以正式拜師，開始自己的說書人生涯。這位重慶街頭成長起來的草根藝術家，也是本劇編劇袁國虎的老師。書齡童之名，以“書”為姓，又取“齡童”為名，或許是寓意劇中這位民間草根藝術家以“書”為業，又有似兒童般純潔天真的心靈，把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書。

幾位曲藝人中，進步意識最早在書齡童心中萌芽，北上“跑灘”的途中，目睹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場景，也聽說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理念，他將一首《解放區的天》帶進了書月樓。當然，此時的他對進步思想還只是一知半解，傳播行為更多是無意識的，但從他私下教月中仙唱這首歌，到他為保護月中仙而主動站出來被當成共產黨員抓走，再到結尾戰爭勝利他也平安歸來，整個過程中似乎沒有再對他自我覺醒、自我成長方面進行刻畫。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曲藝即被作為向廣大民眾特別是勞工宣傳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自新文化運動起，傳播先進思想、堅持說新唱新也成為革命年代一些曲藝人的自覺行為，抗戰時期成立的“曲藝抗敵宣傳隊”便是其中代表[2]。尤其是，同為地下黨員的“盒兒票”馬前兵跟當頭炮強調過，書月樓是上級交給他們的文藝陣地，那么，除了要保護書月樓不被左拐子侵吞，是否也應該為如何改造、團結這個陣地里的曲藝人隊伍，曲藝也反過來能為保衛書月樓、為革命做些什么提供一些討論空間呢？本劇既以曲藝人為主角，又有曲藝元素的應用，若能進一步挖掘解放戰爭時期，重慶的曲藝在推動革命勝利的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將真實的歷史事件經過演繹、改編服務于本劇敘事以及主要人物塑造上，想必無論是當頭炮還是書齡童的人物成長，都會更具吸引力，作為曲藝人的覺醒，他們的故事也會給予當代的曲藝人一份獨特的啟迪。

參考文獻：

[1] 鐘奇,重慶茶館風光[N].新疆日報,1949-1-27(3).

[2] 張吉宸,張小衛.澎湃歲月中的說唱音符—由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的曲藝元素想到的[J].曲藝,2022(03):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