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6月，重慶大型原創話劇《天坑問道》在重慶大劇院正式上演，該劇曾于2021年在重慶施光南大劇院試演。話劇以時代楷模——下莊村黨支部書記毛相林的事跡為原型，講述了毛相林帶領村民修建懸崖“天路”的故事。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組織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行了專題評論。

情感敘事：《天坑問道》的主流價值表達

文/林春皓 殷孝園（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

主流文學藝術作品不僅要弘揚主流意識形態，也要滿足人們對藝術作品審美性的需要。《天坑問道》根據重慶市巫山縣下莊村黨支部書記毛相林真實事跡創作：毛相林為子孫后代和村子的發展，歷時七年帶領村民在懸崖峭壁上修出一條“天路”。將毛相林的故事排演成話劇是對下莊村人民和這段傳奇歷史故事的認可，更是對于下莊精神的認可。《天坑問道》的敘事表達介于“主流”與“新主流”之間，保留英雄敘事的同時，在角色塑造中深度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以人物情感為敘事線索，情節從情感中發散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又消減了該劇的政治性，引起共鳴的同時增強了觀眾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

情感嵌套：人物塑造的價值歸因

事件是最小的故事單位，同時也是最小的情感反應單位。事件又通過因果關系構成大事件，大事件再構成情節，情節再構成故事，故事再構成完整的敘事作品。情感在整個過程中都或隱或顯地起著重要作用。《天坑問道》圍繞主角茅開山的生活展開，以其情感為線索串聯整個故事，在挖掘人物內心的同時也詮釋了下莊精神的思想內涵。

在《天坑問道》敘事序列中，茅開山為村莊修路是主線，是其想要實現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是由情感系統，即對幸福的期望所決定的。修路作為該劇目中總領事件，是推動情節發展最為重要且強烈的目標類型，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這個目標對觀眾的移情反應具有效果。為了強化這種效果和情感體驗，則需要其他事件補足敘事并塑造人物。從測錯路線導致兩路不相接；茅開山母親和愛人不想給他拖后腿；兄弟返鄉后全力支持；茅開山母親拿出積蓄支持；兄弟處理機器不慎墜崖，這些微觀事件構成了劇目中情感流動的方向，對總領事件的目標實現造成阻礙，使得目標變得不可能實現或實現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從而強化目標實現的移情效果。這樣的事件在故事發展過程中展現的越多、越曲折、對人物實現目標阻礙越大，就越能夠拉長情感在情節中醞釀的時間尺度，從而引起觀眾更加廣泛的情緒共鳴。正如霍根所認為，“因果關系對于故事單元的構建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事件之間存在較強的因果關系，在情感的加持下匯入總領事件，在這個過程中，觀眾跟隨情感流動的方向代入敘事主體，繼而獲得良好的審美體驗。《天坑問道》雖然采用英雄敘事模式，著力刻畫主要人物，對群像人物的描繪不夠深刻，其邏輯大多在于輔助主要人物弧光的建立，但仍不同于主旋律藝術作品中對人物塑造的處理方式。《天坑問道》聚焦于大時代、小人物的平民化視角和敘事邏輯，從主要角色的情感出發探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平凡而不平庸則更加凸顯人物形象和戲劇張力。通過建構這種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將主流價值觀具象化，不僅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內涵得以傳播，還能夠塑造社會風尚，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

情感共鳴：想象空間的審美再現

空間的塑造對舞臺表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力求對真實創造性的還原而非對真實本身的還原。在劇目《天坑問道》中，對于現實空間的場景搭建固然出色，但真正介入觀眾體驗使之產生情感共鳴的則是該劇目中對于“想象性空間”的搭建。

首先是畫外空間的建構，顧名思義畫外空間的內容構成并非由舞臺直接呈現在觀眾的眼前，而是需要觀眾根據舞臺表演中的各種要素和暗示，通過聯想與想象將舞臺中的元素符號和自身的審美經驗相結合以感受“畫外之意”，畫外空間“它能夠在觀眾占有的空間里使一種缺席的空間變成在場的。”《天坑問道》劇目中茅開山兄弟墜崖的片段令人印象深刻，鮮艷的紅繩高懸房梁之上，而后墜落在地。紅色作為顏色符號能指，其所指的釋義有多種，但此處結合敘事文本的語境，其指代血液、暴力的意象。由此觀眾產生了一個實際事件發生的“幻覺”，此后茅開山背著遺體回家，以及其愛人哭泣的表演均面對這捆紅色的麻繩，觀眾依然可以清楚地認識到茅開山胸前所抱的是兄弟的遺體。這種對于畫外空間的運用，不僅豐富了戲劇表達，也增強觀眾對于作品的理解和共鳴。其次是人物心理空間的建構，心理空間同畫外空間一樣是敘事文本對人物情感表達和狀態的抽象理解的表現，是“內部的、主觀的空間，是人的知覺、情感和意識對外部世界染色、過濾、變形、編輯后所建構的空間，也是人的內心對外部世界的投射。”對于茅開山來說，內心對返鄉幫助自己的兄弟有著別樣的情感，二人曾在月下對飲憶往事，兄弟在墜崖犧牲后曾兩次出現在茅開山的內心世界，抽象的心理空間表達借由舞臺的光效營造，使得觀眾可以從中窺探人物內心的真情實感。這種心理時間“可以自由地穿行于過去、現在與將來。”人物內心的情感通過心理空間傳達給觀眾，拉近二者的距離引發情感共鳴。總的來說，劇中想象空間的建構非單一媒介促成，均是跨媒介敘事的產物，引發觀眾情感共鳴終究也是通往主題表達的必由之路。

情感升華：家國文化的集體記憶

文化記憶是一個民族經過長期歷史積淀而不斷傳承和延續的，進而彰顯一個民族特質的通過文化形式和符號展現出來的集體記憶。通過對文化記憶的追尋、重溫和集體觀賞，是當下中國社會重構文化共識的重要方式。《天坑問道》以真實事件作為敘事底色，通過家國文化表達喚醒了觀眾的集體記憶和群體身份認同。家、國的概念是個體經驗和社會關系相結合的產物，個體需要在這段社會關系中建立起認同感，因此這也成為了主流敘事中不朽的文化母題。

《天坑問道》中相關的物象符號和聲音符號建構不是十分鮮明，舞臺場景搭建雖然盡可能還原了下莊村的地理樣貌，仍欠缺重慶的鮮明特色。對于聲音的設計亦是如此，對白多使用普通話，方言的勞動號子極具文化特色但篇幅較少。而文化認同的標志性符號在敘事文本中得以體現，需要觀看者積極參與到信息的解碼過程。修路是《天坑問道》劇目中重要的總領事件，其背后的價值成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為了村莊的經濟發展，二是為了造福子孫后代。實際上“深刻揭示中國人由‘小家’到‘大家’、由‘小我’到‘大我’的思想轉變過程”。在中國的文化當中，“小家”和“大家”是密切相關的，“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家”的家國同構概念早已根植于民族的文化觀念。通過對家國文化觀念的詮釋，使二者成為相互指涉的文化載體，在舞臺劇中下莊村故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映射出的真實的社會形態和歷史面貌。其次是平民化視角下家庭生活圖景的描摹，劇情中可以得知茅開山和兄弟二人家是世交，早年茅開山的父親也因修路讓羅家背上命債，而今兄弟的離世也讓茅開山欠下無法償還的“人情”，以及修路前家門口的飯后閑談；兄弟返鄉后希望孩子出生在下莊村；兒媳與父母的相處；老人不愿離開村莊，都離不開中華民族千年歷史中以“土地”為中心的文化執念。《天坑問道》通過對于家庭成員和社會關系網細致的刻畫來寄寓民族文化的本源，根植于傳統的敘事方法，是永不過時的經典敘事。在家庭、家族、國家的宏觀敘事下，以及個人命運于歷史洪流中的沉浮，都對民族文化根源和群體認同做了不動聲色的描寫，在喚起觀眾情感共鳴的同時，升華了該劇的主題表達。

《天坑問道》以人物情感為敘事線索，立足真實歷史背景構建了感人至深的家國圖景，通過主角茅開山的成長傳遞了“不等不靠、艱苦奮斗”的主流價值理念，彌合了主流意識形態向情感敘事轉向的罅隙，滿足了觀眾對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和審美需求，抓住藝術審美和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平衡點，為新時代主流文化表達提供了新的敘事策略和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