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 安潔

由方勵執導的《里斯本丸沉沒》以紀錄片的形式，還原了一個二戰期間鮮為人知的“里斯本丸號被擊沉”的故事：1942年9月，載有1816名盟軍戰俘的里斯本丸號從香港前往日本，在舟山東極島海域因未掛標志被美軍魚雷擊中。日軍封閉艙門企圖讓戰俘隨船沉沒，并在戰俘逃生時開槍射殺。最終，多虧中國漁民救援，384名戰俘幸存，但仍有828人遇難。影片以濃厚的悲劇氛圍為底色，展現了一幅人性善惡交織的畫卷。

挖出時光沙海中的動人故事

電影上映不久，官方微博發布一條“尋找梁素琴”的短文，看似只是普通電影的常規宣發環節，但這背后竟是一個家庭跨越82年的真實尋親故事：一段以悲劇告終的跨國戀情，盡管主角梁素琴和約翰已故，但情感的力量超越了時間和距離。數十年后，雙方家庭重尋聯系，而電影傳播也成為主角后人最終相認的關鍵因素，為這段懸而未決的情緣畫上溫馨的句號。

除了戰爭里的愛情，《里斯本丸沉沒》的其他故事同樣令人動容——一位遇難英軍士兵的弟弟一生珍藏著哥哥囑托照顧母親的遺書；戰俘臨終時在黑暗中說想“像一個英國人那樣死去”；樂觀的中國幸存者背后，其實長期遭受PTSD之苦。如貝殼逐漸被海沙掩埋，真實的經歷也漸漸消失在時光的塵粒中，在短暫的123分鐘里呈現出的這些極其有限的姓名，都曾擁有完整鮮活的人生。《人物》對方勵的采訪中曾有提及，一些遇難戰俘的后代，正是通過《里斯本丸沉沒》才知道自己的親人當年究竟經歷了什么，如果不是這部影片，他們或許永遠被定格于書籍史冊里，《里斯本丸沉沒》讓他們被記起、被紀念，讓他們的靈魂迎來再次蘇醒的瞬間。

沉重的戰爭底色與溫暖的人性光輝

戰爭必定造就不幸，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里斯本丸沉沒事件作為龐大戰爭的一部分，真實又殘忍地揭示了戰爭的殘酷。在影片中，最讓人震撼的畫面之一是中國漁民奮力救下這些素不相識的異國戰俘，并為他們提供食物與庇護所。在生死關頭，舟山人民樸素的善良勝過了仇恨與利弊權衡，復雜的地緣政治或是國際關系，在巨大的罪惡面前也不被考慮。人們對生命的尊重與同情，不僅使得電影具備奇妙的戲劇張力，也讓這個真實的故事爆發出強大的救贖力量。

相比于其他同類題材的“反戰”或者“批判”性質，方勵導演更多地聚焦于個體敘事，微觀地還原被戰爭裹挾的、無奈的個人，包括貨輪被征用的平民船長、不知道貨輪載滿戰俘的美國機械師；前者隱晦地表達日本政府的獨裁和自己的身不由己，后者在得知真相后受到打擊退伍。方勵客觀又中立地呈現這些本該被定義為“罪人”的角色故事，沒有指責，也不存在辯解，給觀者留出自我思辨的空間。

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中寫道，寬恕是“為了抵消過往的行為”。《里斯本丸沉沒》并沒有抵消歷史的記憶，但盡可能最大程度地還原事件全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無聲的寬恕，這種理解的力量或許能夠讓至今仍活著的人以及他們的后人掙脫出仇恨的泥沼。

堅守真相的樸素制片動機

“本片全部基于真實歷史”，影片最開始的字幕預示著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電影類型。在紀錄片電影并不吃香的中國，導演方勵歷時八年、不惜變賣房產也要將這段往事“打撈”起來，他稱自己為“好奇的傻子”，但電影的反響證明，事實勝于雄辯，真相確實是最有力的敘事。

與《泰坦尼克號》《敦刻爾克》等電影相比，《里斯本丸沉沒》弱化了戲劇性，突出了真實性，導演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地球物理學家的專業素養，帶領團隊并運用現代科技找到沉船地，用嚴謹的辦法佐證了事件的真實，而后走訪多國、采訪200多個家庭來搭建事件的細節，最后將這些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整理，完成對事件內部前因后果的還原，并用動畫模擬出沉船的情景。由此，一部穿插著記憶回溯與場景重現的電影誕生了，它雖然樸實無華但凝聚著大量心血。

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在《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中指出，西方的二戰研究長期偏重歐洲戰場但忽視亞洲戰場。在制片前期準備中，“鮮為人知”這個詞曾一度刺痛方勵導演的心，這也使他突然產生一種歷史的責任感，迫切地想讓這些長期被宏大的世界大戰敘事所遮蔽的個體遭遇被看見，這種人本主義精神貫穿了他創作的始終，所以其作品也具有巨大的情動力量。

《里斯本丸沉沒》中大大小小的故事雖然各有側重，但其重心無疑是對生命價值與尊嚴的強調，這一主題早已超越了民族主義或是意識形態話語，具備全人類共通的情感尺度。9月28日，《里斯本丸沉沒》正式官宣其將代表中國內地競逐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這意味著中國情懷與中國精神將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