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3月，話劇《誰在敲門》在重慶大劇院首演。該劇由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重慶市話劇院共同出品，故事改編自人民文學獎得主羅偉章的同名小說。主創團隊通過舞臺語言，將原著中對土地與時代的思考轉化為直觀的戲劇表達，再現了川東鄉村的生活圖景。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組織青年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行了專題評論。

《誰在敲門》：鄉土中國的精神叩問與時代縮影

文/常雨欣

扎根與裂變：鄉土敘事的多角度構建

話劇《誰在敲門》以川渝鄉村為背景，通過許家三代人的故事，展現血緣、地緣與時代變化交織的鄉村圖景。該劇以父親許成祥的生日、生病、葬禮三個重要事件為線索，剖析傳統家庭關系，暗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文化的逐漸消失。

編劇喻榮軍與導演王筱頔力求突破傳統鄉村題材的局限，賦予許家老三許春明雙重身份——既是故事的參與者，又是講述者。這種設定，讓觀眾既能感受到他對農耕文化的眷戀，又能從現代視角審視家族的變化。許春明的敘述貫穿全劇，將許家三代人的命運沉浮、鄉村社會的變遷以及城市化對鄉村的沖擊等元素有機融合，使整個故事更加豐富多元。

這種敘事手法，保留了鄉村故事的根源，又通過現代視角將個人經歷升華為時代象征。正如研究者所說，這部劇“用流動的故事展現中國社會的變遷”，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點，呈現一個既熟悉又新穎的鄉村世界，讓觀眾在欣賞戲劇的同時，感受時代浪潮下鄉村社會的復雜變遷。

此外，該劇巧妙融入時代背景，通過許家的故事反映社會變革與發展。例如，城市化進程中鄉村人口的流失、傳統農耕文化的式微以及現代價值觀對傳統倫理的沖擊等，都在劇中得到生動體現。這種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使《誰在敲門》不僅是一部家庭倫理劇，更是一部反映社會變遷的時代縮影。同時，劇中細膩描繪鄉村生活，展現鄉村的獨特魅力與溫暖。從川東院落的日常生活到鄉村鄰里間的人情往來，從傳統農耕場景到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這些細節豐富了故事內涵，讓觀眾對鄉村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與感受。

《誰在敲門》通過巧妙的敘事結構、獨特舞臺設計、豐富地域文化元素以及對時代背景的深刻反映，構建一個多維度的鄉土敘事空間。它展現鄉村社會的生活百態與人性復雜，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探索鄉土文化在時代變遷中的堅守與轉型，為觀眾帶來深刻而動人的戲劇體驗。

人性褶皺：家庭關系的細膩展現

家庭故事一直是中國戲劇的重要題材，但《誰在敲門》的特別之處在于真實展現人性的復雜。在劇中，家庭關系的細膩展現不僅體現在人物的行為和對話上，更通過演員的表演和舞臺的呈現，將人性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深刻地刻畫出來。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情感掙扎，他們在傳統與現代、家庭與個人之間的抉擇，反映了社會轉型期中個體的困惑與無奈。

許春紅的悲劇命運是該劇的一大亮點。她作為家庭的支柱，在父親病重期間，不僅要操持家中的事務，還要面對丈夫李光文入獄的打擊。她的“忍氣吞聲”并非單純的軟弱，而是在權力面前的無奈屈服。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權力結構對個體的壓迫往往被忽視，而許春紅的經歷則揭示了這一殘酷現實。同時，她的“清醒善良”也并非簡單的美德，而是在命運面前的無力反抗。她深知自己的處境，卻無法改變，這種矛盾使她的形象更加立體和真實。

其他家庭成員的性格和命運同樣豐富多彩。四喜的“城市病”體現了鄉村青年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他向往城市的繁華與機遇，卻無法真正融入其中，始終處于邊緣地位。這種身份的迷失和內心的空虛，使他在家庭中也顯得格格不入。春晌的“阿斗式懦弱”則反映了鄉村社會中一些個體在面對生活壓力時的無助和退縮。他缺乏主見和勇氣，只能在家庭的庇護下勉強生存。而玉玲的“市儈與堅韌”則展現了鄉村女性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和頑強意志。她雖然有著小市民的精明和算計，但在關鍵時刻卻能展現出堅韌不拔的精神。

這些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村支書李光文的入獄，揭示了“面子文化”對人性的深刻異化。在鄉村社會中，權力和面子往往成為衡量個人價值的重要標準，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對人性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李光文的墮落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

通過這些豐富多樣的人物形象，《誰在敲門》成功地展現了鄉土中國的人性百態。它不僅讓觀眾看到了家庭內部的矛盾和沖突，更看到了社會轉型期中個體的掙扎與抉擇。這種對人性的細膩刻畫，使該劇具有了深刻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成為一面映照當代中國社會的鏡子，引發觀眾對人性、家庭和社會的深入思考。

門里門外：空間設計的深層含義

“敲門”是劇中的核心意象，它有很多層含義。從具體方面看，它是許家老屋的木門，醫院病房的玻璃門，也是城鄉的邊界之門。從象征方面說，它是傳統倫理的禁錮之門，也是現代性沖擊下的突圍之門。舞臺設計巧妙地運用門的開合。父親慶生時門庭若市，葬禮后門可羅雀，這對比暗示了家族凝聚力的瓦解。終場時新生代的“破門而出”，意味著舊秩序的結束。

空間設計不僅推動劇情，更成為敘事語言，表達主題思想。舞臺上的門和場景，都有豐富象征意義，引導觀眾思考鄉村社會在時代變遷中的困境與希望。“門”在劇中很重要，它是物理空間的隔斷，也是心理和文化空間的象征。許家老屋的木門，代表傳統鄉村的根基和家族凝聚力。這扇門在父親慶生時敞開，迎來親朋好友，展現鄉村人情的溫暖。但隨著劇情發展，門逐漸關閉，葬禮后變得冷清，暗示家族凝聚力和傳統鄉村文化的減弱。

從象征層面看，“門”是傳統倫理的禁錮之門，也是現代性沖擊下的突圍之門。傳統倫理像沉重的門，限制個體自由，卻提供安全感和歸屬感。現代化浪潮推開這扇門，傳統倫理受挑戰，個體面臨新機遇和風險。這種突圍是復雜交織和轉型，不是簡單斷裂。

這種空間哲學在舞臺美術中進一步延伸。舞美設計用“折疊時空”手法，將川劇鑼鼓與現代電子樂交織，形成傳統與現代的強烈視覺對撞，豐富舞臺表現力，表達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燈光設計巧妙運用冷暖色調。醫院場景用冷色調渲染壓抑冷漠氛圍，突出孤獨感；回憶片段用暖光烘托溫情懷舊情緒，強化對傳統鄉村生活的眷戀。燈光轉換服務于劇情，引導觀眾在現實與記憶間穿梭，感受時代變遷和情感波動。

這些藝術語言將“門”的意象升華為對時代的深刻叩問。城市化浪潮敲開鄉土之門，我們如何面對失落的根脈？是拋棄傳統，還是在現代性中尋找新平衡？《誰在敲門》通過精巧的空間設計和深刻象征，提出這些問題，引發觀眾對鄉村未來和文化傳承的深入思考。

真實與美感：現實題材的藝術突破

《誰在敲門》在表達現實題材時，打破傳統戲劇的束縛，實現藝術創新。它把生活的殘酷和詩意的美感融合，給觀眾帶來特別的視覺和心靈體驗。

編劇喻榮軍創作時，不搞激烈的矛盾沖突，而是細膩地描繪生活的真實。他用一些平凡卻有意義的生活片段，像父親病床前的沉默、葬禮上突兀的手機鈴聲、兄弟姐妹間為醫藥費的爭吵等，展現生活的無奈、困境和溫情。這些場景雖然沒有宏大敘事那么壯觀，但以真實的力量直擊觀眾內心。因為它們讓觀眾想起日常生活，產生共鳴，使觀眾在平凡瞬間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進而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

導演王筱頔在舞臺調度上融入詩性元素，給這部現實題材話劇添獨特魅力。在春明獨白時，悠揚的川江號子從虛空傳來，那質樸旋律仿佛穿越時空，連接個人命運與土地記憶。這種聲音運用豐富了舞臺層次，給整部劇添空靈意境。另外，燈光設計用冷色調讓醫院場景壓抑，突出冰冷現實和生命脆弱；用暖光讓回憶片段溫情，帶觀眾重溫美好記憶。冷暖光影交替，強化現實與記憶的張力，讓觀眾更深刻體會生活的復雜與美好。

這種“真實與詩意”結合是《誰在敲門》藝術表現上的大亮點。它既有現實主義的厚重，能真實反映生活本質和時代脈搏；又有藝術表現的輕盈，用詩意手法賦予平凡生活藝術美感。這種處理方式讓觀眾既能感受生活壓力，又能體會藝術美好，提升現實題材戲劇的藝術水準，給同類作品提供借鑒。

《誰在敲門》成功證明現實題材戲劇藝術表現有無限可能。它以真實為基礎，用詩意升華，創造貼近生活又充滿藝術魅力的戲劇世界。觀眾既能看見生活影子，又能感受藝術光芒。這種結合滿足觀眾情感和審美需求，實現現實題材戲劇藝術突破和價值提升。

鄉村困境與新生希望

《誰在敲門》聚焦城市化下鄉村文明的困境。許家子孫的選擇，映射出鄉村人面對城市化時的迷茫。春樹守著土地卻窮困潦倒，四喜進了城卻像無根浮萍，春明這樣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也在城鄉間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困境，正如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說，是鄉村“差序格局”的瓦解。

這種困境源于城市化進程中鄉土文明的變遷。隨著城市的發展，鄉村資源和人口流失，經濟、文化和社會地位下降，傳統鄉村緊密的關系被打破，人與人變得疏遠。

不過，這部劇并未讓人陷入絕望。大姐許春紅的自殺，能看作是對傳統倫理的堅守，也能理解為對新生力量的祭獻。結尾新生代登場，意味著新共同體的可能。這種在困境中尋出路的敘事，和羅偉章原著中“良心主義”的思考一致，為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審美化方案。

《誰在敲門》的成功在于它不僅是“中國鄉村的精神畫像”，也是觀眾內心的鏡子。演出結束時的掌聲，是觀眾對藝術的贊賞，更是對時代的共鳴。在鄉村振興與城市發展并行的今天，這部劇用戲劇力量觸動人心，讓我們在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中尋找答案。就像專家所說：“推開這扇門，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許家的故事，更是半部中國鄉村史。”它讓我們思考鄉村的價值、城市的挑戰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深厚情感，為在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尋找精神歸屬提供啟示。

結語

《誰在敲門》以川渝鄉土為底色，用一扇門、三代人、數聲叩擊，織就了一部流動的當代中國精神史詩。這扇門既是許家老屋斑駁的木門，也是城市化進程中轟然倒塌的文明界碑；既是傳統倫理的禁錮之門，也是現代性突圍的精神甬道。劇作通過“生日—病床—葬禮”的三幕結構，將血緣、地緣與時代的撕扯具象化為舞臺上的聲光符號：夯土墻上投射的都市霓虹、方言與普通話的認知割裂、九斗碗宴席與外賣盒飯的味覺斷層，無不以微觀解剖的筆觸，剖開鄉土中國的肌理，暴露出城市化浪潮下親情、權力與尊嚴的復雜褶皺。

劇中大姐許春紅的自殺，是傳統倫理殉道式的終結，亦是新生代破繭的祭獻。她的死亡并非悲劇的終點，而是一面照見人性深淵的鏡子——當“面子”文化異化為吞噬良知的巨獸，當血緣紐帶在利益與權力中分崩離析，個體的毀滅成為對時代病癥最尖銳的叩問。這種撕裂感在舞臺空間中得到極致呈現：季喬設計的折疊時空里，川東院壩與拆遷廢墟并置，邢辛的冷峻燈光將醫院走廊照成道德審判場，而于力創作的現代電子樂與川江號子的碰撞，恰似農耕文明與都市化鐵律的生死對話。

該劇的藝術突破在于其“真實與詩意的辯證”。喻榮軍的劇本摒棄宏大敘事，轉而深耕生活毛邊：葬禮上的手機鈴聲、醫藥費爭執中掐皺的存折、階沿瓦片碎裂的靜默瞬間……這些日常細節如手術刀般精準，剝離了親情濾鏡下的偽飾，讓觀眾在“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古老箴言中，窺見自身靈魂的震顫。正如陳薪伊所言，這是“中國農民的散文詩”，在柴米油鹽的褶皺里，藏著驚心動魄的人性史詩。

作為首部川渝雙城聯合創排的“新鄉土戲劇”，《誰在敲門》的價值遠超舞臺范疇。它既是費孝通“差序格局”瓦解的戲劇化注腳，也是羅偉章筆下“良心主義”的當代回響。當終場時門板倒塌，都市天際線從廢墟中浮現，觀眾聽見的不僅是許氏家族的挽歌，更是整個農耕文明在現代化鐵蹄下的喘息。這種叩問直指每個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我們如何在城鄉夾縫中安放失落的根脈？又該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撕扯中重建倫理坐標？

掌聲落幕時，劇場已成沉思的圣殿。正如濮存昕所悟：“推開門，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半部鄉村史，更是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我們自己。”《誰在敲門》以戲劇之力完成了一次集體記憶的考古，讓那些被城市化抹平的鄉愁、被利益異化的親情、被權力扭曲的面子，在舞臺的強光下重新顯影。這或許正是藝術最珍貴的使命——它不是答案，而是永不停止的叩問；不是終點，而是讓千萬個“許春明”在離鄉與歸鄉的悖論中，聽見自己心跳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