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雜文樣式之由來、發展，有著漫長的歷史。起碼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國用文言文寫類似“雜文”的，大約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就盛行；后來如唐代韓愈的《師說》、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元末明初劉基的《賣柑者言》，一直到清代偌多的雜文，可稱為“古時代的雜文”吧。

從20世紀初葉新文化運動開始，以“白話文”或半白話半文言用以抨擊、鞭笞、諷刺等等為形式的短小精悍文字已經不少，至少《新青年》雜志常有；到了魯迅為代表的雜文作者群，則把雜文推到了彼時之巔峰。這些，應當歸于“近代時期的雜文”吧。

新中國成立后，雜文（如鄧拓等為代表）及漫畫式雜文（華君武等為代表），人們也喜聞樂見，一時繁榮昌盛，不過，其間或其后走過不少彎路，甚至被曲解而挨了不少“悶棒”。顯然，從主客觀標準而論之，這些，或許算得上是“新中國雜文試水期”。

改革開放以后。思想解放，桎梏解開，有了眾昏獨醒者，有了所見略同者，有了深沉思考者，于是紛紛起而激濁揚清、鞭笞假丑惡弘揚真善美，只要沒有觸碰底線、高壓線，雜文創作依然勢頭未減、雜文依然被人們所喜愛。如很多黨報辟有雜文、隨筆、言論類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求實篇”；雜文更是成為各地都市報副刊之“招牌菜”而琳瑯滿目，如《重慶晚報》的“雜花樹”，等等。始終頑強生存著的《重慶雜文報》以及河北的《雜文月刊》等等，依然獨樹一幟，乃領導者、編者、作者、讀者共同努力呵護的結果，難能可貴。這些，算是“改革開放雜文探索期”吧！

“新時代的雜文”，其顯著特征在于也必須在于：不僅僅是考慮雜文這個體裁能否“生存”或如何“生存”的問題；更要關注的是，雜文能否緊緊跟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大發展，乃至讓雜文重新被世人所喜聞樂見，甚至成為執政黨為著民主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也求之不得的“匕首、投槍、解剖刀”，那才叫切切實實與時代合拍了；再大言不慚一點來說吧，雜文這種體裁，不僅要做引領新時代潮流之輿情的“披荊斬棘”者，更要自覺地、誠心誠意地正確面對新時代曲折、復雜的前進道路；而不能僅僅做個圖一時“口舌之快”，當了別人尾巴或被別人當了槍使那種“腦殘”代言人，于是只滿足于當個淺層次“吐吐槽”“發發牢騷”“人云亦云”“打打嘴炮”的“二貨”！

“雜文的新時代”，依愚者判斷，“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所顯山露水出來的各種雜文題材，必將層出不窮！遠的不說，單單是近期從武漢、湖北再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全國人民眾志成城阻擊“新冠肺炎病毒”那氣壯山河的場面、人物、事件等等，就有太多值得去發現、去挖掘或褒或貶或贊或嘆的喜怒哀樂題材了，一定會讓雜文作者、發燒友們有“寫，都寫不過來”的感覺！何至于還有其他更多、更深遠、更厚實、更豐富的政治、經濟、社會、脫貧、法制、教育、民生、生態、防疫等方方面面，要害在于雜文作者能不能懂世情、知國情、曉民情，上能“搭天線”理解中央精神，下能“接地氣”深諳群眾冷暖痛癢再加上正確思考與獨立判讀。于是乎，“雜文的新時代”不用說是一片光明前景。

文/徐宗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