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轉(zhuǎn)·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茫茫禹跡，劃為九州，經(jīng)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九州是大禹用腳丫子走出來的，換言之，大禹走過的地方就是最早的“中國”概念，設(shè)立九牧管理天下，百姓都有房子住，家畜有吃不完的草料。

大禹事跡，籠統(tǒng)為“禹跡”，《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水經(jīng)注》之類，源頭都少不得大禹治水。封建時代的郡縣志，在其地理記述中必定扯上“禹跡”，以昭示史志部典籍慣例。咱們這個東方古國自古重視水利，傳統(tǒng)史志認定大禹這位歷史名人締造了一個“水利時代”，這在農(nóng)耕文明中意義重大。

中國人都住在“禹跡”里，可謂是傳統(tǒng)文化心理，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兩種意義的糅合，“大一統(tǒng)”理念讓華夏兒女不離不棄。“禹跡”具象因此太多，就說古渝州，也有傳說大禹遇涂山女的涂山、生子的彈（誕）子石的地理名目。

大禹治水之書載林林總總，偏偏考古發(fā)現(xiàn)卻是付諸闕如的尷尬。實事求是的史學(xué)家說，大禹時代不可能組織大規(guī)模治水，大禹治水作為歷史傳說，應(yīng)該留在民間留給大地。這種主張少有人擁躉，原因在于大禹作為華夏歷史名人，其效應(yīng)根深蒂固，撼山易，撼大禹品牌難。亦如一提及美洲地理大發(fā)現(xiàn)，誰都不能與哥倫布爭鋒。

大禹治水勞心勞力落下毛病。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里有這樣的說法：“禹手不爪，腿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偏枯之疾”就是中醫(yī)說的四肢麻痹，邁不開步子。大禹這位古代最偉大的勞動模范，跋山涉水累壞了腿腳，走路像瘸子，這種艱難的“禹步”病態(tài)，卻成為道家俗巫的一門法術(shù)。不為別的，大禹具有名人效應(yīng)。亦如當(dāng)今某人，有些名氣，自家走路打晃晃，摔傷了腿，在微信曬了出來，自詡曰“網(wǎng)紅腿”，粉絲居然喝彩迭起。

西晉之《抱樸子》，其中有“禹步”的具體章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此舉右，左過右，右就左。次舉右，右過左，左就右。如此三步，當(dāng)滿二丈一尺，后有九跡。”這就是“三步九跡”。《三國演義》里諸葛亮裝神弄鬼“借東風(fēng)”的“踏罡步斗”就是這個東東。《水滸傳》里的副軍師公孫勝，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操“禹步”的道家其實是道士，與諸子百家之道家相去已遠。道士“禹步”在當(dāng)今偏遠農(nóng)村喪事道場還在表演，道士兩腳邁丁字步，頗類“慢三步”的舞步，左旋右轉(zhuǎn)，三步一扭。道士做道場走“禹步”，扯大禹名人效應(yīng)鎮(zhèn)鬼驅(qū)邪，也如偏遠農(nóng)村修房建屋要祭祀魯班爺?shù)膬x式。排開民俗的蒙昧成分，或許就看到了民俗原本意義中對民族歷史名人的景仰與虔誠。

正史也不乏“禹步”記載。如《南齊書·陳顯達傳》載：“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要批判否定諸如此類的道巫之術(shù)太容易了，但如果以民俗原本意義來參讀此類正史記載，就不會一股腦兒否定了。

簡單否定早被外人利用過。二十世紀初，日本要“脫亞入歐”，這個訴求要實現(xiàn)必須要全盤否定對日本有著深刻的中國文化。于是日本學(xué)者提出“堯舜禹抹殺論”，也即從歷史源頭否定中國文化，堯舜禹不存在，夏商周不存在，大禹被考據(jù)為一條蟲。當(dāng)時有一批中國學(xué)人，不知道日本學(xué)者的險惡用心，反而追隨信奉。這在魯迅的《故事新編·理水》里有深刻反映。魯迅先生“故事新編”折射的意義，其實并沒有翻篇，而今的網(wǎng)絡(luò)泛起了“大禹是一條蟲”之類的文章，其險惡用心，往往被人漠視了。

20世紀70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假托大禹說病說醫(yī)。有學(xué)者把出土帛書整理成《十問》，第八組是大禹和師葵對話。大禹說：“只有耳目聰明身體好，才能治理天下，我到處治水，前后十年了。真沒想到現(xiàn)在是‘四肢不用家大亂’，您看這病如何治療？”師葵答：“要把天下治好，必從身體抓起。您的病是傷于筋脈，血氣不通，對癥治療是活動四肢，鍛煉筋骨。”大禹照方施行，身子健壯起來，家里也恢復(fù)了安定團結(jié)。

這段記載很符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倡導(dǎo)。“茫茫禹跡，劃為九州”，大禹是中國文化品牌標志。

文/鐘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