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我還在現在的南彭街道所轄的石崗社區工作，那時它們是并列的兩個行政鄉鎮，沒有隸屬關系。20年來，我見證了南彭的建設與發展，由鄉鎮升級為街道，石崗鄉并入南彭街道，為其一個社區；目睹了它如何發展成為重慶——東盟陸路物流通道起點和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轉換的重要樞紐，南彭經濟日漸繁榮，老百姓的物質生活蒸蒸日上。但我對南彭的文化是缺少發現的。2022年3月，重慶市文聯和市評協到巴南區調研，區文聯帶著大家到南彭觀看“麻雀藝評”文藝評論活動，我深深震撼，與過去相比，這一場活動可用“文化盛宴”來形容。

這場活動有小品創作培訓，有小品節目，有“七嘴八舌”的觀眾評論，整臺活動很接地氣，既有藝術審美性，又有南彭特色，把新時代文藝的基層性體現得淋漓盡致。小品節目的生活氣息濃郁，反映的是新時代老百姓的生活，說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事，講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的話，仿佛老百姓自己在舞臺上說自己的日常生活故事。基層文藝只有從高大上的殿堂走下來，真正深入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才會覺得有看頭，不會因不懂而卻步；才會接受，不會有隔膜而拒絕。南彭街道選準了自己的文藝形式，把文藝深入老百姓的生活和心里，給老百姓注入了文藝細胞，打開了文藝視野，提升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南彭十年前開始創作富有鄉土氣息的小品，近年來巴南區“麻雀藝評”進基層，南彭把文藝評論活動普及到石崗社區和其他村社。在豐富的普及實踐中，南彭的文藝發展躍上一個新臺階，2016年發展為小品特色文化品牌創作基地，2020年《過年吃餃子》獲得重慶市第七屆戲劇曲藝大賽戲劇類一等獎，2022年該小品獲得國家資金資助。《過年吃餃子》的成功是必然的，堪稱成熟范例。

《過年吃餃子》深具社會主義新時代思想道德建設的積極作用。“社會風氣在商品經濟的腐蝕下不斷敗壞”，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精致的利己主義”等道德滑坡現象頻出，在這種時候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挽救社會道德，正當時。文藝作品既是“人的精神產品”，又“有許多實踐性的功能”，“作為藝術活動的最高形態，戲劇尤其如此。”在人類社會遭遇災難的一些特殊時期，文藝自身迅速調和一致，求同存異，倡議一種價值道德標準，彰顯崇高的人性，“揚正道”“存正氣”“弘美德”。

《過年吃餃子》的背景是面對新冠疫情，為醫治搶救病患，和病毒賽跑控制傳染，政府在春節期間夜以繼日趕建方艙。銀幕一展，幕墻上工地建設的畫面、機器轟隆隆的聲音，給人以特殊時期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使命感。然而，緊接著走出工地的工人接到母親的電話，母親叮囑志愿者兒子過年要吃餃子，工人卻因趕工忙只喊了餃子外賣當晚飯，可餃子一直未送來。春節，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是普天同慶的節日，國家立法給予全國人民7天假日讓家家戶戶闔家團圓，所以即使身在外地的人們除非萬不得已，沒有不回家團圓過節的。此時，誰還會留在一線施工現場搞建設？小品中兩個不同領域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志愿者很有代表性，一個是返鄉過年的農民工，一個是大學生。他們是你我中的一員，在疫情中表現出舍小我顧大家的大愛精神。這是一種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和靈魂，是每一個華夏兒女的家國情懷。這既是當代中國人精神面貌的一種展現，又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使命召喚。

藝術高于生活，又來源于生活。過去，我們有過一段時間“5+2”、“白加黑”加班加點的趕工搞建設，但隨著時代和科技的進步，這種做法已得到糾正。春節期間加班搞生產建設的情況一般不會發生，因為那既不符合現代用工制度，也不符合當代中國價值觀。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就沒有了奉獻精神，事實上，在國家、民族、人民需要的特殊時刻，比如災難面前，我們的人民都踴躍、大無畏地奔赴第一線。歷史上從來如此，可歌可泣甚至彪炳史冊的人與事不計其數。戲劇無可避免地甚至著意要承擔對社會大眾的導向和教化作用，但若背景設置不當可能會引起正面的負面導向，從此讓加班加點蔚然成風；可能會引起負面的正面效應，招致反對、抵制。創作不得不考慮這些，要虛構在合理基礎上的意外，這個合理性包含真實基礎，否則小品的這個背景設置就有諷刺意味，或者說被道德綁架了。正因為新冠疫情這個特殊背景設置，小品的沖突有了真實合理性。由此可看出劇本創作的成熟。

現實生活中，沖突無處不在，沖突是生活的原動力，沖突中見人性和品質。文學創作離不開沖突的設置，甚至會設置“極端情境”來推進情節發展。《過年吃餃子》設置了一大一小、明暗交織的兩類沖突，都很有生活真實基礎，符合生活邏輯。春節趕建方艙設置的就是一種真實的“極致情境”，國家民族危急之需與小家團年的沖突，這是大沖突，其后的所有沖突都源于此，它與耗時等外賣和爭分奪秒趕工的沖突，都是明線沖突。兩條明線沖突帶出日常送外賣與特殊時期送達緊急在建的方艙之地的沖突、外賣小哥與工人之間的沖突，這類沖突通過對話透露出來，是沖突也不是沖突。說它不是沖突是因為它是生活中俯拾即是的小誤會，說開即化，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正是小品特有的詼諧幽默和生活氣息，有化嚴肅于無形、致教化于無形之效。

工人對外賣餃子先是抱有節日的期待，但左等右等不至，在形勢和開工時間逼人的情況下，對遲遲不能送達的外賣餃子大為光火。這是人之常情，是我們的生活常態，更符合春節趕建方艙的特殊背景。外賣小哥終于送來了外賣，沖突升級到不可調和。小哥解釋反復尋找這個臨時特殊的目的地造成的延誤原因，反復道歉，但工人并不原諒小哥。小哥感到委屈，委屈之下的訴說一步一步“暴露”女大學生志愿者的性別和身份，工人也自曝東北返鄉農民工志愿者身份，兩個志愿者彼此有了同理心、同情心。至此，情節反轉，沖突變成一場誤會，并得到消除，劇中人破涕為笑，觀眾也在哄笑中明白了愛國、敬業、誠信和友善的可貴、可敬。至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下新時代人際關系的構建也完成了。

《過年吃餃子》沒有“以觀眾的教導者自居”，更沒有“以一種耳提面命的態度對待觀眾”，只是對普通大眾生活及普通大眾在國家危難之時的行為表現作了一種呈現。小品用重慶話而非普通話表演，更貼近生活，增強了語言的詼諧幽默感。小品語言是真實生活語言，有生活中的玩笑，有俚語俗話，特別符合人物身份。外賣小哥給工人鞠躬道歉，工人奪口而出：“你這是道歉呢還是遺體告別呀？”當外賣小哥再次鞠躬道歉，工人說：“又來是吧？你不把我弄沒了你是不甘心啊你！”這是建筑工人們慣常的生活樂觀態度和玩笑話。一方要投訴，一方求原諒，氛圍的嚴肅緊張在詼諧的語言中消解了。這種呈現于我們是那么熟悉，既像來自生活中的一幕，又像你我的某一次經歷，讓人有似曾相識感、熟悉感；讓人想起自己在類似生活經歷中曾有過的狹隘、自私、暴躁、缺乏同情心而心生羞愧，又因得到啟發、點化而恍然大悟；又或讓人想起自己也曾如此無私奉獻，也曾有過志士仁人精神，而深感自豪。

“交流的前提是共鳴”，詼諧、幽默的生活語言讓觀眾產生了共鳴，在共鳴中小品的教化功能非但沒有引起觀眾的“反感”和“隔膜”，反而在“原來可以這樣”的一片哄笑中豁然開朗。

《過年吃餃子》的舞臺表演也有一定水平，舉手投足規范，有表演的身段動作，有人物，“有生活的依據”，有詼諧幽默，有“傳神與傳真的藝術感染力”。特別是重慶話，更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觀眾完全置于小品營建的真實生活情境之中，追隨小品人物和情節，跌宕起伏，開心一笑。

當屏蔽聲音把小品當啞劇觀看，更能看出舞臺表演不一樣的身段動作。小品中農民志愿工的表演貼切，符合身份，對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畫雖然沒有“完全進入角色在自由行動”，仍擺脫不了范式框框，但讓人物“活”了起來，沒有“違和”感，仿佛就是生活中見到的人。女大學生志愿者在道歉仍不被原諒的情境下，受委屈的表演有些失當，身段動作像婦女不像女大學生。一個女大學生即使經歷生活辛苦，其神情動作也應該保持大學生特有的稚嫩而不是滄桑與“潑”，因為那是涉世未深、未經生活長年累月打磨的大學生應該具有的年齡特點的外部特征。此時聲嘶力竭的對話，又加深了這種不當。

文學作品的人物都是虛構的，即使來源于真人真事，一旦進入文學創作就必定虛構，放到舞臺表演又是再度創作，更需要對人物進行想象和創造。戲劇表演難在人物刻畫，成敗關鍵也在人物刻畫。在央視春晚小品《吃面條》中，臨時演員（陳佩斯飾）的形象就很精當，他表現出來的生活經歷、文化、理解力、外行等舞臺形象很符合人物的身份，把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演戲的大王”計鎮華先生說他的舞臺表演藝術是“一切從人物出發”，“角色是想出來的”，所以戲劇研究員李曉先生通過觀戲便知他是“對人物作過深入的研究，準確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和心境”。在《過年吃餃子》中，女大學生志愿者的表演有功底，再經細細揣摩是能準確表現人物的。但觀眾似乎無暇顧及這些，觀后仍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笑韻中。這就是小品的魅力，正所謂瑕不掩瑜，這部小品仍是文藝進基層的成功典范。

（作者：盛友紅，重慶市作協會員，重慶市評協會員，巴南區評協主席，巴南區作協支部書記）